中國人今年要紀念的，還有大學問家陳寅恪先生的五十忌辰。陳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中國地位最高的歷史學家、古文學家和語言學家。傅斯年說他的學問是「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四九年大陸解放，陳當時在廣州，拒坐國民黨的飛機赴台。中共對陳款待有嘉，把他當作珍貴統戰工具，五三年，更邀他任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註1)；不料，陳寫了《對科學院的答覆》，裏面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崇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並寫道：「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毛、劉沒同意，他便留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據說待遇很好，「三年困難時期」還可吃雞吃魚。文革一來，陳的統戰價值消失，六九年春節被抄家、掃地出門；「群眾」對這位七九高齡的瞎眼老教授不停批鬥，據陳的一位朋友記述：「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文革完結之後，這位死了的名人又有新的利用價值，官方的宣傳口徑竟是：陳寅恪愛國，至死不渝。為此，史學家余英時在他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中說，陳晚年寫很多晦澀難懂的詩，經他反覆考證，發覺都是反詩，字裏行間隱含對中共暴政的指控。後來，官方確實找不到陳的「愛國」證據，難以自圓其說，只得退而思其次，把陳說成一個中國文化的苦戀者，雖九死猶未悔……，然後再讓一些比較聽話的學者出來畫龍點睛：「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依托，依托什麼呢？是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總起來就是國家……因此，文化和國家成為同義詞」；(註2) 沒說出口的是：國家也不能抽象，而必須是具體的，亦即當下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就是近日香港某些愛國派不停硬銷的「愛國實體論」的原形。內地那些學者當年也說不出口的沒邏輯話，今天香港的愛國派卻大剌剌衝口而出：香港人不能抽象地愛國，愛國須有實體，實體就是現存之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令人毛骨悚然的「實體論」原形背後，是中共至今不敢直面的文革史；如此，新版本又怎麼能吸引？
去年中國搞奧運，的確有聲有色，加上經濟連年超高增長，世人刮目相看，亦自有其道理；但奧運一完，大陸社會問題即不斷曝光，毒奶事件、法治退潮、此起彼落的貪腐新聞、鄧玉嬌案、石首群體事件、劉曉波事件，一宗接一宗發生，多得中宣部要出動「綠壩」之類的手段來掩蓋；這才讓更多港人警覺，原來這個「ＧＤＰ中國」，問題多着；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也委實不怎麼。看到一幕一幕的真相，港人會對「愛國」產生兩點新體會，其一是，對這個「實體」要有保留，不能短視，還要看長遠，因為不知道它能否向好發展，ＧＤＰ的拉力和個別領導人的善心不一定鬥得過附在國家軀體上的邪惡勢力，國還是要愛，但對象不一定是目下這個實體，可以是未來中國，也許還是相當遙遠的未來中國。其二是，談實體，也有選擇，因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李登輝九一年語），海峽另一邊的那個政治實體，幾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依然比這一邊好，社會自由，政制民主，中國文化保存得比較好，教育普及程度比香港還高，便是其他方面還有大缺點，對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來說，「台灣經驗」或有更大吸引力，本地愛國派硬銷的那套「愛國實體論」，由於大陸品牌欠佳，難以擴大市場份額。
其實，六十年來的香港社會，政治上有兩大論述，一是反共論述，一是親共論述。反共論述或有邊際消長，但到現在為止，仍然牢不可破，因為香港還有那數以百萬計背棄中共而來的政治難民及其後代；這些人的足迹很深，可以說，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打好基礎、七八十年代發展起飛，很大程度上是這批「反共分子」胼手胝足打造出來的。這個背景再加上歷年來中共各種統治弊病令人反感，反共論述始終有市場而並未過時。另一方面，在整個戰後的殖民主義時期裏，香港一些低下階層的人受港英勢力壓迫、剝削，能發出一些抵制力量的，主要是左派特別是左派工會，故親共論述亦有其歷史基礎。既然如此，一方不能壓服、消滅另一方，最好的出路，在於兩個論述長期共處。筆者上周提出要「理直氣壯地反共」，今天再提「理直氣壯地親共」，共通點在一個「理」字。理直而反共者，應該氣壯地反；理直而親共者，也可氣壯地親。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問題香港目前的情況是，反共的比較容得下親共的（不反中共執政，只反中共專政），親共的卻十分容不下反共或不親共的（打壓獨立傳媒便是例證）；親共者恃勢凌人而不以理服人，因為權力操在他們手中。明天是香港回歸祖國第十三年的第一天，筆者希望香港民眾繼續保有「理直便可反共」的權利，亦希望統治者能找到「理直才去親共」的睿智。
註：1.第二所研究隋唐至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的歷史，第一所則研究上古至魏晉南北朝，七七年二者合併為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當年第一所所長為郭沫若，即後來民間說的「四大不要臉」之一； 2.見季羨林的〈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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